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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地址:攀枝花市东区炳草岗临江路62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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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译《共产党宣言》 浙江义乌分水塘的一间茅屋中,微弱的烛光下,一位29岁的青年全神贯注,字斟句酌,这样一本小册子正在一字一句地变成方块字。手中的粽子蘸在墨汁中,青年浑然不觉,吃得满口尽墨,还赞说“甜”。 真理的味道,当然甜!这个青年叫陈望道,他正在翻译的小册子是《共产党宣言》。 “有一个怪物,在欧洲徘徊着,这怪物就是共产主义。”“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呵!”这些极富时代语言特色的译文,与我们今天看到的版本并不完全一致,但是,这些方块字闪耀着《共产党宣言》的光芒,为暗夜中的中国照亮了前路。 1920年,陈望道29岁,还不是复旦大学任职最长的校长,还没有写出《修辞学发凡》、主编《辞海》这样的皇皇巨著,还不是中国语言修辞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……这时的陈望道,只是一个留日归来的青年学者、刚刚离职的师范学校教师。就是陈望道这个名字,也刚使用不久,他原名陈参一。 1919年5月,陈望道回国,受聘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国文教员。时值五四运动风起云涌,陈望道与进步师生一起积极投身于五四运动。他和夏丏尊、刘大白、李次九一起提倡白话文、反对旧道德、旧文学,提倡新道德、新文学,被人称为“四大金刚”。陈望道年轻气盛,性格火暴,还有个“红头火柴”的外号。也就是在那时,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为陈望道。 陈望道启用新名字时间不久,就成了文化教育界的一位风云人物。他积极投身浙江五四运动,而且在教育界引起轩然大波的“一师风潮”也是中心人物。 1920年的早春,山区的气候还相当寒冷。陈望道躲进分水塘老屋附近的一间僻静的柴屋。端来两条长板凳,上面横放着一块铺板当作书桌,在泥地上铺上几捆稻草当作凳子。入夜后,点上一盏油灯,借着昏暗的灯光,埋头翻译。当时的工作条件十分艰苦,柴屋因经年失修破陋不堪。尤其到了晚上,春寒料峭,刺骨的寒风透过四壁漏墙向他袭来,常常使他冻得手足发麻。但他只是凭借柴屋里简单的用具,以及老母亲给他送来的每日三餐菜饭,夜以继日,孜孜不倦。 陈望道对翻译工作相当严谨仔细,为使译文准确符合原意,他不时翻阅着《日汉词典》《英汉词典》,斟词酌句,一丝不苟。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党委常务副书记周晔在他的最新研究中发现,陈望道在翻译过程中,发现日文翻译中的一些错误。如《共产党宣言》中的Bourgeois和Proletarians两个词,日文版中译作“绅士、平民”,陈望道斟酌之后译为“有产者、无产者”,这种译法显然更符合《共产党宣言》的主旨。 从陈望道翻译的《共产党宣言》里,随处可见一些开启白话文修辞学风气的精彩语句,如“宗教的热忱,义侠的血性,儿女的深情,早已在利害计较的冰水中淹死了。”“凝结的散作烟云,神圣的堕入秽亵。”表现出了显著的中国特色。 同时,陈望道翻译《共产党宣言》时,白话文运动方兴未艾,汉语的书面表达正处在由文言文向白话文过渡,有些词句的表达方式与现在的文字不尽相同。留下了鲜明的时代烙印。比如《共产党宣言》的第一句,现在人们耳熟能详的是:“一个幽灵,共产主义的幽灵,在欧洲游荡”。而陈望道译作:“有一个怪物在欧洲徘徊着,这怪物就是共产主义。” “怪物”一词,似乎略有贬义,但在当时的语境下,却是一个准确的翻译。1932年版华岗译《共产党宣言》,第一句是这样的:“有一个怪物正在欧洲徘徊着——这怪物就是共产主义”——几乎与陈望道译本一样。在这之后,还有过“巨影”“魔怪”“怪影”等众多的译法。 用“幽灵”比喻共产主义,最早出现在1943年博古翻译的《共产党宣言》中,为后人提供了重要的借鉴。博古把这句话翻译为:“一个幽灵在欧罗巴踯躅着——共产主义底(的)幽灵。”又有些不够通俗了。 当然,翻译讲究信达雅,译作的文学水平见仁见智。以今天的眼光来看,陈望道翻译的《共产党宣言》,不但较为准确地表达了原著的含义,而且呼应了当时的文学改革运动,通篇以现代白话文译出,文字简明流畅,通俗易懂。 《共产党宣言》全篇译文不足两万字,但陈望道“花费了平时译书的五倍功夫”,用了大约一个月时间。他小心翼翼地把那一叠字斟句酌的译稿装入纸袋,抱于胸前,出得屋来。 正是谷雨时节,天地间春花灿烂,新生萌动。 攥稿人:攀枝花开放大学 党员 段宏宇 |